意外解開的謎

2013 年 9月1 日 星島日報《信懷南專欄》﹐9 月3 日上網


懷南前記﹕

        你現在看到的這篇文章﹐加上前記和後記﹐比上報的原文長了兩倍。這可以說是「信門一軍」的特權和「福利」。福利兩個字加上括號表示這只是「我的寶貴意見」而已。在我們搞專案管理人的心目中﹐一個成功的專案必須具備三個要件﹕要好﹐要快﹐要便宜。信文上網﹐是否合乎前兩個要件我不好說。但最後那個便宜的要件﹐怎麼說「免費」總算是「便宜」吧﹖﹗

        現在言歸正傳﹐我每天看免費贈送的星島日報﹐平心而論﹐在新聞報導方面﹐星島比世界內容充實很多。這可能是星島的資源比世界豐沛的緣故。

        可惜我輩之人﹐說不看星島就不看星島。因此﹐掌門人的樁腳﹐還是從世界日報帶槍投靠上「最後一代的內地人」網站的「黃復興」為班底。大陸來的朋友們﹐大概不知道什麼是「黃復興黨部」。問問台灣來的朋友就有個譜了。知不知道和我想講的沒多大關係。

        「黃復興」 既然是自己人﹐那我就不妨有話直說給夥兒聽聽。不但這星期說﹐下星期還會繼續說。我也知道真心話有時會讓人聽起來不太舒服﹐這是為什麼「黃復興」的鐵票到後來也會生鏽的原因。

        但信懷南這個假的掌門人和台灣姓馬的真掌門人很不一樣。馬掌門的性格老是想取悅所有的人﹐結果反而讓人搞不清他的立場究竟是啥﹖最後想結交的朋友沒結交到﹐不該得罪的人得罪了。這個教訓﹐信掌門 50 幾年前就學到了啦。

        這篇文章的主旨有兩個部份﹕

        第一﹐強調我們一生的遭遇﹐會受到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而改變。如果我們抱著一種好奇的心去看﹐我們會發現這些遭遇極為奇妙。不信的話﹐看完正文看我的懷南補記。人生行旅﹐劇本不是人能寫得出來的。

        第二﹐有相當深度的自我分析﹐這些自我分析和補記﹐我不會在報上公開發表。所謂親疏之分也是人生旅途上學到的功課之一。 懷南 9/2/2013 Labor Day 出門與朋友去 Tiburon 吃午飯﹐步行過金門大橋前。



        幾個星期前我在本欄寫了一篇《當你睡著的時候》的文章﹐文章中提到高中英文課讀到的一個故事。故事講的是一個年輕人旅途疲倦﹐在路旁大樹下睡著後路上發生的一些可能會影響他一生的事情。這個年輕人對這些可能發生的事一無所知﹐醒來後了無牽掛﹐繼續上路。

        專欄上報後有一位讀友來信告訴我他高中時也讀過這篇叫 David Swan 的文章﹐原作者是 19 世紀美國有名的作家霍桑 (Nathanie Hawthorne)。說到這個霍桑﹐來頭可大了﹐他是美國新英格蘭文藝復興大師級作家﹐他把宗教﹐心理﹐和浪漫主義揉合在一起﹐代表作有《猩紅 A 字》 The Scarlet Letter 曾經拍成電影。

        這位來信的讀友初中﹐高中讀的都是台灣頂尖的學校。大學考上台大最頂尖的科系。他說他問過五位他的高中同學﹐沒有一個記得當年英文課時老師教過這篇文章﹐而我居然能夠記得文章的內容﹐記憶力真好。

        被人稱讚總是開心的事﹐但這封電郵也讓我不由自主地問我自己一個問題﹕50 幾年前讀過的課文何止上百﹐我能記得幾篇﹖答案是幾乎沒有。因此﹐我再問我自己﹕為什麼一篇連名字都忘掉的短文﹐內容卻仍然沒忘記﹖這一定有什麼特別的原因﹐但這特別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於是﹐我開始從頭想起﹕我們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一段影響他(她)這生基本性格的成型年代。這個成型年代是我對formative years 的信手翻譯。我們可以把這個成型年代當成一個模子﹐這個模子把我們鑄造成一個雛型。每個人的成型年代可能不同﹐可鑄性的程度也不一樣﹐但往後性格上的變化﹐雖然可能受客觀和主觀環境的變化而調整。但你我的基本性格是在成型年代培養成的。

        我講這些話﹐當然既沒有學理上的根據﹐也缺乏專家的知識。我只是憑自我分析 (Self Analysis) 試圖解釋為什麼我會在 50 多年後﹐在讀過的那麼多的課文中﹐仍然記得 David Swan 這篇文章的內容的原因。這﹐你也許會問我﹕那和你的成型年代有什麼關係呢﹖關係是﹕記憶是選擇性的﹐選擇性的記憶絕對和一個人的性格有密切關係。

        我的性格定型於初中和高中的那六年。初一在台灣東部一個美麗的海港渡過。那時父母已經搬到台北去了﹐我一個人寄居在朋友家。有天看我的集郵簿發現有些郵票不見了。我知道一定是寄居家主人的兒子偷的。於是用計詐出那小子的口供﹐不過我也信守承諾沒告訴他老爸。那是我此生第一次用邏輯﹐推理﹐不為己甚﹐和信守承諾的實例。

        那時晚上進城看完電影回家﹐騎腳踏車一定要經過一段小樹林﹐樹林中曾經吊死過人﹐在月黑風高的夜晚﹐一個人要穿過那個樹林﹐如果說不怕是騙人的。但再怕也得硬著頭皮挺過去﹐這是我性格中被遇到逼到牆角的時候﹐那種 Man has to do what a man has to do 的狠勁就會出現的開始。非天生神勇﹐乃不得已也。

        初二轉學到台北﹐是一個人坐飛機去的。50 年代小孩一個人坐飛機的不多。不久就因為一篇文章被記兩個大過和兩個小過留校察看。到現在我還記得佈告欄裡記過通告的理由是「侮辱師長﹐情節嚴重」。回想起來﹐套句陳水扁的名言﹕「有那麼嚴重嗎﹖」但那是個學生不能講理的威權年代﹐記留校察看後我被掃地出門﹐換到另一班去。當時的處境﹐倒真有點像霍桑筆下《The Scarlet Letter 》中﹐身上被劃上代表羞恥的紅字的罪人一樣。只是紅字不是大「 A 」而是大 「B」(for Bad Student)。初中最後兩年﹐我本來就是轉學來的﹐現在又轉班﹐同學都不主動和我交朋友﹐我也不覺得沒有朋友有什麼大不了。於是樂得一個人在月光下勤練投籃和閱讀大量的中國古典章回小說和翻譯小說。唐詩三百首也是在那時候背的。回頭來看﹐我今天能寫文章的底子也是那時打下的基礎。

        高中學校位於特種行業林立的北投﹐北投因時代雜誌 (TIME) 登過一張美國大兵和特種行業的姑娘洗鴛鴦澡的照片而聞名全球。我們班上龍蛇雜聚﹐在這種環境下﹐一方面要和混太保﹐耍流氓﹐和別人的姨太太有一腿﹐和動手打老師的問題學生打交道﹐做朋友。另方面又要保持頭腦清醒﹐挺得住同儕的壓力不能跟著亂混。這套群而不黨﹐同流而不合污的信門武功和性格﹐對我的後半輩子產生了兩個很大的影響和作用﹕

        產生的第一個作用是我壯年風華正茂的時候﹐有一段不長也不算短的日子﹐一個人在台灣﹐香港﹐和大陸過活。尤其是在台灣的兩段日子﹐正好碰上台灣經濟景氣﹐從美國回台賺錢的熟人很多。林森北路上那些酒醉金迷﹐「公主」坐檯的場面也跟著別人去看過。最後能夠全身而退﹐標榜自己潔身自愛﹐道德高尚也大可不必。取次花叢懶迴顧﹐半緣修道半緣君的定力﹐和自視甚高﹐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分寸﹐是高中時候就練出來的。

        第二個影響﹐是我這種看起來很隨和的性格﹐在我成為一個半公眾人物的專欄作家後﹐很容易誤導別人對我的期望。

        我說過﹐從表面上看﹐我下筆幽默﹐談吐風趣﹐沒有架子﹐決非呆頭鵝﹐容易給人一個「什麼時候我們來蓋蓋」的印象。但他們不知道我天生不喜歡交際﹐交朋友重質不重量。有一條行為規範的紅線﹐這條紅線是看不見的。任何人只要不跨過這條紅線﹐我們保持得體﹐禮貌﹐融洽﹐電郵往來﹐彼此問候﹐甚至關切會是我的 comfort zone。但如果有人想要跨過那條紅線和我深交﹐或者想進入比較私人的領域﹐那我的「防禦系統」﹐曾經有人所謂的「鐵板」﹐就會豎起來了。這是我性格中相當 controversial (爭議性)和 complexity (複雜性) 的部份。老實說﹐這也是我文章吸引人的地方。為了避免無辜的人踢到鐵板﹐這些年來﹐我常常利用機會提醒別人﹕

        第一﹐ "love me little, love me long" ﹐10 年起跳﹐10 年後我驀然回首﹐閣下仍在燈火闌珊處的話﹐那才算數。

        第二﹐ 熱情如火的人我是防他三分的﹐因為有這種性格的人最容易「因愛生恨」。那個從波士頓來紐約聽我演講﹐寫信給世界日報為我打抱不平的朋友後來因為我不挺馬英九而發我的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心裡很明白﹐如果我和別人保持君子之交﹐這樣﹐我們彼此之間都沒有什麼複雜的期望 (expectation) 。我對你是否真的了解我也不在乎。但如果有人想要跨過那條君子之交的紅線﹐那我就要問﹕「你對我的期望是什麼﹖我能滿足你的期望嗎﹖」以及﹐「你喜歡和我交朋友﹐是真的知道我的想法﹖真的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還是你想和我深交﹐是被我文字誤導﹖如果你沒有了解我的功力﹐怎麼能擔保我們能深交﹖」感情的培養是需要時間和經得起考驗的。

        曾經有位讀友把我性格中的矛盾非常深刻地指出來。他回答我問他為什麼在我寫的那麼多的文章中﹐我把《也是秋天》排名第一的原因。他說﹕

        《也是秋天》describes perfectly, for me, the conflicted feeling of being happy in your aloneness, and yet, longing and connect with an equal soul.

        結論是﹕因為我從來就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那麼著迷﹐所以使得我很早很早之前﹐就對人和神(老天﹐命運)的關係﹐以及我們的一生﹐會受到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而改變﹐覺得是個大奧秘﹐也非常著迷 ( I was always fascinated by the fact that life is determined by the elements of uncertainties. It is the greatest mistery of all.) 這﹐應該是為什麼我對 David Swan 的故事印象深刻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在 50 幾年後﹐意外地解開了一個謎的線索。

        如果我不是對權威和威權那麼反感﹐把信神和信教不要分的那麼清楚﹐我可能會是一個好的傳道人。如果我能做到言不由衷﹐嚮往權力﹐那我會去從政。如果我真的在乎別人喜不喜歡我﹐我就不會千山獨行以旁觀者自居。如果我對我好奇的事有追求答案的渴望﹐我會成為一個學者﹐如果我寫專欄的目的是為了討好觀眾和爭取大量的粉絲﹐我就不會潑人冷水。如果我迷戀燈光和掌聲﹐那我不會這樣低調。。。結果呢﹖結果我什麼都不是﹐而我就是我。

        一封陌生人的來信﹐意外地解開了一個塵封了 50 多年的謎底。生命中的不確定性仍然讓人著迷﹐誰說陽光下沒有新鮮的事﹖

懷南補記﹕

        文中提到被記留校察看是因為「張老師作文事件」。

        這件事是這樣的。很多年前我在世界日報《坐看雲起時》專欄的一篇文章中﹐附帶提到張老師打麻將的往事。張老師的孫女用律師樓的信紙寫了一封信寄到紐約世界日報總社。關於這件事後來在我的專欄中曾經輕描淡寫地提到過。但有兩件事我基於厚道﹐一直「留中不發」。現在時過境遷﹐該是還原真相的時候了。

        第一件事是在我心目中﹐讓我最冒火的﹐表現最差勁的﹐最好笑的﹐最可憐的﹐不是來信唬人的張家後代而是世界日報的反應。

        紐約世界日報接到印有律師樓 letter-head 的信嚇壞了 (在某種程度上用 PGNL 更為生動﹐不過算了)。於是先由世界周刊的主編來電話希望我在專欄上來段更正或道歉的聲明(大意如此)﹐結果被我訓了一頓。後來紐約世界日報把 hot potato 丟給舊金山的世界日報﹐因為張家住在南灣。於是舊金山的世界日報修書一封﹐並附了一張什麼國畫大師的複印品當禮物﹐希望對方笑納﹐算是賠罪。我看在眼裡﹐真是又生氣﹐又好笑﹐並且非常同情他們。堂堂這麼一份大報﹐在美國擺攤做生意也這麼多年了﹐怎麼被人一唬就變成軟腳蝦﹖專欄作家的寶貴/不高貴/&^%&^* 意見﹐和報社有什麼鳥關係﹖怕啥﹖絕的是禮送去﹐對方拒收﹐像是要玩真的法院見一樣。舊金山的世界日報真是自取其辱﹐丟臉到家。

        我從頭到尾都是老神在在﹐理由很簡單﹕第一﹐咱們做了家庭作業﹐張家後人要告我譭謗﹐尤其在加州﹐勝算是 minus。第二﹐我手中握有秘密武器沒人知道﹕有位信文讀友寄來李敖的日記一則﹐提到當年落魄時﹐朋友介紹他替成功中學的國文老師代改作文﹐五毛錢一份﹐國文老師的大名﹐張老師赫然在目。

        如果故事到此為止﹐人生的遭遇﹐恩怨情仇的不確定性﹐也太沒拍案驚奇的高潮了。這就是還原真相的第二件事﹕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我每個月和七位 Ph.D 聚會一次﹐我叫他們是我的「將官班」﹐叫這個聚會 Sundays with Bob。有次我在課堂上提到張老師事件﹐下課後一個同學過來告訴我她是張老師的姪女。張老師生前住在 San Jose﹐並向她提到過當年一定要處罰一個學生﹐因為蔣孝文也在成功中學﹐不處罰那位學生﹐則是表示放縱特權 (當時家父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兼組工會副主任﹐標準的小蔣的人)。

        後來在我的專欄裡我還是教訓了張老師的後人﹐說他們仍然保留了老中的惡習﹐動不動就用印有律師樓 letter-head 的信來唬人是很不應該的(誰知道寄信者是不是律師樓的小妹﹖)同時﹐我也很誠懇的說明我不知道張老師已經往生﹐否則我在用字上會更小心或根本不提張老師的大名。在我心目中﹐那個時代的外省人﹐打麻將根本不算一件壞事。我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我的麻將技術是「幼承庭訓﹐家學淵源」。回想起來﹐麻將桌上被盛大主播﹐張大鐵﹐徐老師郎中了不少 NT﹐非常丟信老太的臉﹐慚愧﹐慚愧。

        50 幾年前的事﹐50 幾年後換到太平洋這邊來 haunt 我。不過這一切現在都過去了。張老師和我都受當年台灣社會和政治環境的影響﹐我的一生沒有被那件事毀掉﹐算是運氣。張家後人如果在處理這件事上不是那樣咄咄逼人﹐世界日報不是那麼窩囊﹐也不會惹毛我那根 FMDIDGAD 的神經 。。。我「將官班」的學生﹐一個英年早逝﹐三個遠走新加坡(包括張老師的姪女)﹐兩個仍然以師禮待我﹐一個久無音訊。我今天除了說人的一生﹐仍然不斷地受不確定因素影響外﹐What else can I say, k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