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之先生吾兄﹕看到你想和親人﹐朋友﹐敵人最後說再見的新聞﹐我與你非親非故﹐非友非敵﹐和你點名想見的人物比起來﹐我們見面既沒新聞價值也沒有賣座實力。但我覺得我應該寫這封信給你。
50 年前我在洛杉磯加大學生宿舍寫了一封長信給你。那時你窮困潦倒到要賣牛肉麵﹐那封信寄出 30 多年後﹐我在史坦福中文書庫裡無意中看到你 60 年代後期的日記裡提到那封信﹐說我是最了解你的人。那封長信的內容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我勸你不要做烈士﹕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這 50 年我們天各一方追隨不同的鼓聲而行。兩年前我把出國時帶出來文星替你出的小書﹐和後來收集的近 40 本你的書在我讀者群中義賣﹐居然有人願意花大錢來買。我想這和你仍然有鐵杆粉絲有關﹐但和我在北美世界和星島兩大報連續寫了 20 多年專欄沒有斷過一星期﹐每本書有「曾屬我有﹐今歸君藏」的促銷簽名也許有點幫助。
這些年來我寫了不少有關你的文章﹐很多都收集在在我隨信寄上的《三聲有信》書裡。我對你的批評純出自於主觀的觀察﹐也許並不正確。如果命中註定我會再寫最後一篇來紀念你﹐那我很希望有機會和你面對面聊聊天﹐聽聽你對我看法的指正。
我在台灣已經無親無故﹐沒有任何理由再回去了﹐但如果你能安排半天見我﹐我願意專程回台來看你。如果不便﹐那這封信就算是我和你說再見﹐50 年的神交就此了結﹐也算是完滿的 closure。有關我的資料﹐Google 信懷南就知道了。敬候回音。謝謝。信懷南頓首 2017年 6 月」
李敖去世﹐有位老讀友來電郵說等著看我寫他的文章﹐我回信說抱歉﹐因為我不打算寫。我寫評論人物的文章有兩個原則﹕對活人少說好話﹐避免拍馬屁之嫌﹔對死人則只說好話不說壞話﹐因為死人不能為自己辯護。有次我對朋友說﹕「如果李登輝踢了水桶﹐我還真不知道怎麼說他的好話﹖」我朋友想了一下說﹕「你可以說他日文很好。」後來又補了一句﹕「至少比你好」。
李敖是個非常複雜的人﹐我用局外人瞎子摸象的「感覺」去評論和分析他﹐比諸天下同為局外人的分析和評論﹐在質和量上應該算得上並無愧色了。而局內人的分析和評論則容易受感情的影響而趨於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在拿破侖的僕人眼中沒有英雄症候群」因為你和一個人太接近﹐你會覺得他也只不過是個凡人。另一個極端是將死者的人格或成就無限放大變成神話﹐這也輪不到我來做。
李敖文章寫得好﹐這是無庸置疑的﹐至於是不是包辦 300 年或 500 年來的前三名﹐並不值得討論。在兩蔣威權時代﹐李敖甘冒殺頭或坐牢的危險﹐鼓吹言論自由和民主法制﹐給了我們一個窗口﹐呼吸一點新鮮空氣﹐影響了我們一代人。這種勇氣﹐豈是目前台灣那些坐享現成的「抗爭者」能望其項背﹖雖然當年看李敖書的人很多基於自我修正和自我成長的結果﹐已離他遠去不再認同他的一些行為和作風﹐但飲水思源﹐滋養這種自我修正的能力來自當年的李敖。
我把書和信拿到郵局去寄﹐郵局要我 30 幾塊錢的郵費﹐我突然覺得沒必要花這個錢做這件事。後來我把這事告訴我的朋友﹐一個朋友的太太說﹕「他現在還有精力看書﹖」另一位朋友的太太說﹕「你把書和信交給我﹐我替你出這錢。」回頭來看﹐李敖將與敵人和朋友說再見拍成影集上電視節目的構想﹐商業考量的斧痕太深﹐這也是我不想和他見面的原因。當然﹐這個電視節目的構想最後因他的病情並非他理想的樂觀而沒有實現﹐我一念之間沒把書和信寄出去也是明智之舉。我跟他見面也只不過想問他為什麼老是 kiss and tell ﹐和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商業化的「表現者」。你認為他會告訴我嗎﹖我想是不會的。
在送他那本書的扉頁上我謝他﹕「50 年前我給你一封信﹐50 年後我送你一本書。如果這 50 年來我還算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你是我的啟蒙。特此謝謝。」 但在同一本書的封面有這麼一段結論﹕
「其實你這生應該更有成就﹐你的影響力應該更大﹐但你選擇以第一流的頭腦﹐幹第二流的事功﹐用第三流的輕浮態度﹐自我膨漲搞笑的手法。結果你的破壞性大過你的建設性。論單挑﹐你天下無敵﹐但你只有看熱鬧的群眾﹐很少看門道的知音。你不能登高一呼﹐造成氣候﹐到了最後﹐你變成了 Robert Browning 筆下的 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唉﹗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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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讀大學和後來在北商(現在居然變成了國立大學﹐嗯﹖﹗)做老師時﹐冬天穿長袍是否受李敖影響﹖難說。但我父親過年的時候總是穿長袍的。 這張照片是我從《旁觀者的旅程/此袍可待成追憶》文章中翻印過來的﹐原版的照片找不到了。很多東西﹐開始的時候並不珍惜﹐後來找不到了有點可惜﹐但到了對失去的東西已經不再覺得遺憾的時候﹐人大概已經離大江入海不遠了。對失去的老照片﹐老文章和手稿﹐甚至老朋友也當如是視之。這就是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的人生行旅吧。 八仙過海的照片中﹐中間那位女生姓朱﹐只同學了一年我就從天下第一無聊系轉到天下第二無聊系去了﹐抱歉﹐芳名叫啥不記得了。我們統計組一共八人﹐她是唯一的女生。站在我後面的是柴松林﹐老柴年齡比我們大一些﹐後來成為有名的教授和社會賢達。最左邊的是 Michael 陶﹐他弟弟大衛﹐大衛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藝人兒子。Michael 在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拿了個電腦碩士﹐畢業後在矽谷工作多年﹐後來去讀神學院﹐現在做了牧師。當年去萬國戲院對面的「紅玫瑰」理髮是他介紹的。他紅塵來去歸主做了牧師﹐算是跌破我的眼鏡。不過我成了信懷南大概也跌破他的眼鏡。 相片右邊第二位是會統系狀元﹐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離開 LA 去「陌地生」投靠的是他。他畢業後在Washington State 做教授直到退休。 我和照片中的人究竟是老死不相往來﹖還是有一天會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Well,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Sera)﹐隨緣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