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就是別人不問﹐自己也得給自己一個交代﹕從兩年前《就此別過》到兩年後《重出江湖》﹐用「劫後餘生」來形容﹐太誇張﹐沒那麼偉大。用「虛晃一招」輕描淡寫來帶過去又有點矯情。無論如何﹐而今盡識「癌」滋味﹐卻道天「寒」好個「冬」。這兩年我究竟學到什麼功課呢﹖這些功課有沒有資格「有告來者」呢﹖ 就讓掌門人姑妄言之﹐各位高興的話就姑妄聽之吧。
回頭來看﹐首先要問的一個問題是﹕怎麼會搞到癌症四期﹐癌細胞已經擴散開了才發現﹖
這﹐得從我性格上一個特點說起。這個特點說好聽點是對痛苦的忍耐度極高﹐說難聽點是人太懶。我得的這種癌雖不屬於「光榮」類﹐但中槍落馬褂掉的名人也不少﹐西部片《日正當中》打不死的 Gary Cooper 就是其中之一﹐85 歲﹐最近跳出來選總統﹐因為台灣要完蛋了的「王聖人」﹐也患了掌門人這種癌症。這種癌有一個指數﹐驗血驗得出來﹕只要是低於 4 就是 OK﹐4 到 10 就要小心了﹐高於 10﹐則可能是癌需要治療。那兩年我雖然有些現象﹐但覺得反正是人到了一定年齡﹐對這些現象總會出現所以也沒怎麼在意﹐直到進了急診室﹐Holy Smoke! 一驗血﹐那個指數兩年內飆升到 66。後來我對我的醫生說﹕「是我的錯﹐我每次見你都用 manageable 這個字來形容我的身體狀況用詞非常不當。」我醫生居然當著我太太面前說﹕「不﹐是我的錯﹐通常我們的慣例是 70 歲以上就不再查這個指數了。由於你的例子﹐我會建議我的同僚把這個慣例政策改掉。」結論是﹕掌門人這次雖然沒有成為先烈進忠烈祠﹐但對那個診所的病人不無貢獻﹐勉強可以得個「紫心勛章(Purple Heart )」。紫心勛章得主者﹐專發給在戰場上掛了彩但沒掛掉的美國軍人也。
掌門人還有一個壞習慣﹐每次去看醫生都是去聊天﹐從不抱怨﹔尤其和那個猶太裔的家庭醫生談中國概念股票﹐談美中關係﹐他學中國功夫﹐我鼓勵他去少林寺朝聖。每次信夫人問醫生怎麼說﹐掌門人老是答不出來。這讓她想起信二世小時學中文﹐當時信掌門文章還不是「世界級」﹐但常常自詡我輩之中﹐天下第二 (OK OK 你說第幾就是第幾)。 於是信二世的中文學習由我負責﹐而我只負責把兒子送到中文學校就去打網球了。有次信夫人在字紙簍裡找到信二世揉成一團的考試卷﹐4 分赫然在目。信夫人開始的時候還搞不清 4 分是 100 分中的4 分還是 10 分中的 4 分。後來發現是 100 分中才拿 4 分時﹐大怒﹐當場就炒了未來「世界級專欄作家」掌門人的魷魚。也就是後來信夫人發現掌門人去看家庭醫生全是鬼扯蛋﹐於是決定從此去看醫生她都要督軍。兜了一大圈﹐聽掌門人一句話﹕我們的身體是最好的指標﹔出了差錯它會告訴我們﹐別不理它。如果我早點改掉我的壞習慣﹐不要太懶﹐不要自以為武功高強﹐百毒不侵。多些警覺﹐多些認真﹐這兩年的苦就不必受了。不過話說回來﹐如果在「光榮的癌」和「窩囊的癌」二選一的話﹐我毫不考慮地選後者。嘿﹐大佬﹐能保持呼吸還是比「馬克吐了溫」好多多也﹗
我很早就不知道從哪裡聽到「把生命交給上帝﹐把健康托給醫生」這句話﹐但老是以為這不過是另外一個 cliche (老生常談)。 後來當我躺在手術台上做切片去檢驗是不是癌的時候﹐我突然想到﹕切片檢驗的結果是不是癌其實這個時候已經一翻兩瞪眼了﹕我的基督徒朋友老是掛在口頭的「我為你禱告」或「你在我的禱告中」﹐我真想問﹕「你們究竟禱告什麼﹖」我當然知道他們的愛心和好意﹐但他們是禱告上帝把我原來是癌的結果臨時改變為不是癌﹖後來我問一個上教堂﹐參加家庭查經20 幾年﹐從不發表寶貴意見﹐武功深不可測的朋友﹕「如果你為我禱告﹐你禱告什麼﹖」他開始謙虛說他沒門票不夠資格回答這個問題。後來在我的逼問下﹐他說﹕「我會禱告給你動手術的醫生﹐化驗的技工不要出烏龍犯錯誤。」我聽後笑道﹕「你倒是很實際。」
我想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相信有神﹐而神是萬事萬物的主宰﹐那我們的一生﹐從一生下來到最後踢水桶﹐什麼時候踢﹐什麼方式踢﹐神早就把我們個別的程式 (program) 寫好了。程式能不能改變﹖這屬 million-dollar 的人生大神秘﹐我個人是不相信上帝寫好的程式會改變的。因此﹐我認為很多信神的基督徒非常怕死﹔為了怕死﹐整天處於消極負面的憂慮之中﹐忘了去積極正面的生活﹐這是頗不合乎基督教的教義的。
當然﹐我不是說一個把自己完全交托給神的人﹐遇到困難﹐無論是健康上的﹐生活上的﹐事業上的﹐婚姻上的﹐心想反正是神的旨意 (程式寫好的)﹐逃也逃不掉﹐不如學海明威短篇小說《殺人者》的主角﹔躺在床上等死。經過這兩年的省思﹐我對盡人事以聽天命這句話更為堅信﹕「盡人事」就是把健康交托給醫生和現代醫療科技﹐「聽天命」就是結果如何﹐早就鐵板上釘﹔我一生下來就按程式走﹐ 小店打烊我就說 "That's all folks"﹐只希望那天來的時候我走得瀟灑一點﹐痛快一點﹐但這不是我能掌控的。於是﹐能保持呼吸一天就儘量呼吸﹐因為擔心也是白擔心。
有 10 對夫婦﹐每個月聚會一次大概有 25 年了吧。後來因為有人搬家﹐有人去世﹐現在大概只剩下一半的人了。其中有兩位平時不怎麼講話﹐20 幾年來和我也是保持君子之交。 當我得了癌症的消息傳出去後﹐他們兩個人幾乎在第一時間發電郵給我關心﹐後來他們一個星期二﹐一個星期六來陪我走路。有時候我們走三哩半﹐有時候走四哩半﹐看我的體力由我決定。從我放射治療開始﹐到治療結束﹐到後來發現有罕見的 radiation proctitis 後遺症﹐我們這樣一星期陪我走一次也超過兩年了。我們邊走邊聊﹐一次講的話﹐比我們 25 年來總共講的話還多。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容易交朋友的人﹐尤其到了大江快入海的時候還能因為特殊原因交上好朋友﹐這的確是奇妙的福份和意外。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當一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一些平時好像很「麻吉」的「朋友」反而表現出不是那麼關心。開始的時候﹐我們也許會覺得這些所謂的「朋友」很不夠意思﹐但如果我們冷靜下來想想﹕在英文中有個字叫 protocol﹐這個字翻譯成中文﹐勉強可以說是「禮數」吧 。「禮數」受家教﹐性格﹐社交﹐環境﹐和職業訓練影響﹔疏於「禮數」並不表示一個人不關心別人﹐勤於「禮數」往往又會被視為客套。當然﹐一個人在面對困難的時候﹐總是比較敏感﹐往往要求別人比較嚴格。這是為什麼我們對敵人怎麼對我們不怎麼在乎﹐反而對「朋友」的不夠意思或背叛不容易原諒﹐因為我們對敵人沒什麼期待。其實我們應該想通一個道理﹕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世界﹐每個人對發生在自己世界裡的人與事比較關心和重視。 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套句掌門人常用的話 “FMDIDGAD (Frankly My Dear I Don't Give A Damn)“ 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沒權要求別人照我們自己的心意去做。這就是我曾經在《老年守則 12 條》裡為「成熟」和「快樂」下的定義﹕要善於處理失望﹐而善於處理失望的方法就是善於處理期望 (expectation)。只有想通並坦然接受這個事實﹐我們才不會陷於 self pity (自憐)的泥沼不能自拔。掌門人見到過這樣的人﹐ 非常惋惜。結論是﹕「不經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錦上添花﹐很好。雪中送炭﹐更佳。
我母親晚年的時候曾經問我關於死後會怎樣﹖我當時因為沒有準備好﹐又不能騙她﹐所以沒有回答她這個問題。很多年後我看一個脫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 問電影明星 Keanu Reeves 同樣的問題﹕「人死了後會怎樣﹖」Reeves 的回答是﹕「我知道愛我們的人會想念我們 (I know that the ones who love us will miss us)」主持人聽了後沉默了幾秒鐘﹐哇﹗我覺得這是我見過回答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後來我把「我們」改成「我」﹐「我知道愛我的人會想念我 (I know that the ones who love me will miss me)」放在我的英文書 《In My Life》裡。我兒子在校稿的時候看到﹐建議我把出處寫出來。所以我知道他熟悉這句話。
我有一位朋友﹐她和我同年。我發現有了癌症的時候記得還對她說﹕「我們都屬龍﹐看來妳這條龍身體蠻好的嘛。」後來她突然發現患了「光榮的癌症」﹐上個月﹐經過一段時期的昏迷不醒後﹐去世了。我把我的「加州生前健康醫療指示 (California Advance Health Care Directive)」找出來修改了一下﹐寫信告訴我兒子﹕
如果我遇到同樣的情況﹐只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醒過來一切正常﹐這是最好的結果﹐但可能性是多少不知道。
第二個可能性是我醒過來後變成植物人﹐這是最壞的結果﹐可能性也是不知道。
第三個可能性是我在昏迷中沒有痛苦下過去。但要拖多久不知道。
因此我告訴我兒子﹐如果從醫生的理解中﹐沒有把握第一種可能會發生﹐我要靠喂食和一切用人工和機器來維繫我生命的話﹐在我失掉知覺七天後就拔管和停止一切維生的機器。這表示就算第八天我會醒過來也義無反顧﹐No second guess yourself, no regret in the rest of your life. 因為是我要你執行我的命令。
我兒子收到我的指示後回了一句話﹕“Ba, Bummer, I'll miss you when that day comes (爸﹐ 如果那天來了我會想你。)”
也許下一次我再寫《就此別過》的時候﹐在最後 "Every Trip Has to End" 後面加一句﹕